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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里，问题的焦点之一是如何看待青年时期著作中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。阿尔都塞把这个时期又进一步区分为“第一阶段”，即1840—1842年的理性自由主义阶段和“第二阶段”，即1842—1844年的理性共产主义阶段，并强调：
第一阶段的著作意味着存在一个康德和费希特类型的总问题。相反，第二阶段的著作则建立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总问题的基础上。受黑格尔的总问题影响的著作只有一部，即《1844年手稿》，严格地说，这部著作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“颠倒”过来。由此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：除了他的意识形态哲学时期的最后一部著作外，青年马克思实际上（学生时代的博士论文不算在内）从来不是黑格尔派，而首先是康德和费希特派，然后是费尔巴哈派。因此，广为流传的所谓青年马克思是黑格尔派的说法是一种神话。相反，种种事实表明，青年马克思在同他“从前的哲学信仰”决裂的前夕，却破天荒地向黑格尔求助，从而产生了一种为清算他的“疯狂的”信仰所不可缺少的、奇迹般的理论“逆反应”。在这以前，马克思一直同黑格尔保持距离；马克思在大学期间曾学习过黑格尔著作，他后来转到了康德和费希特的总问题，接着又改宗费尔巴哈的总问题，这个转变只能说明，马克思不但不向黑格尔靠拢，而是离他越来越远。[40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