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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戊戌变法的主要领袖的康有为、梁启超及代表人物谭嗣同的历史观特征，纵然有不少差距，各自最后归宿也有所不同，但在维新的立场上，却仍是大同小异的，所以，以他们三人及严复为近代思潮的正式开端，该说是比较合理及严谨的。他们凭借“物竞天择”的进化论，反对“天不变，道亦不变”的封建统治者的历史观；他们介绍天赋人权，强调民权思想，与封建君权相对立；他们宣传卢梭的《民约论》，用以否定君权神授之说……可是，他们只走至君主立宪这一步便站住了，并没有得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结论。由于历史的积淀，他们的新史观里，仍包含有许多传统的东西，而这些，只能证明，在近代史观里，一切都没来得及走向成熟与完备。
尤其是康有为，在极力鞭挞两千年来历代“工者礼乐制度之崇严，咸奉伪经为伪法”的同时，却来了个“托古改制”，不仅为“罢黝百家，独尊儒术”的董仲舒立传，而且鼓吹儒家经典中的尧、舜、文王，此乃“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”——可悲的是，他不是假孔子之名来行君主立宪之实，而是真诚地这么认为；不是迫不得已披上古装，而是从古代史观中寻找他的寄托——句话，儒家的复古主义改造了他的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观点，最后他才沦为了保皇党。
他把《春秋》公羊三世说，比附为君主制、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：